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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問「美學」的城市美學 詹偉雄談醜之台灣的內在根源
by 陳鴻勝, 2016-04-21 16:52, 人氣(220)

不問「美學」的城市美學 詹偉雄談醜之台灣的內在根源


http://artouch.com/artouch2/content.aspx?aid=2016041111193&catid=02


我們談的美學是否是同一件事?

台北市政府在過年期間實施忠孝橋引道的拆除工作,使北門的風華重現,然所在地周邊凌亂的廣告招牌,更使市長柯文哲針對廣告招牌直言「最受不了的就是中華民國美學。」

對於城市美學重要性的「有感」體悟,似乎在柯市長日本參訪之行後尤為明顯,其對於台北市容的施政方向便常引東京做為參照,如讚嘆東京車站標示清晰、 車站與古蹟保存取得平衡等方式,非常值得台北市「學習」。北門的拆除,也成為北市府料理都市景觀的契機,過去台北市僅訂定廣告管理規定,但並無制定相關施 行細則,目前規畫未來將以國定古蹟北門周邊做為都市景觀、招牌的示範點,制定相關符合台北市民情的細則,優先在忠孝西路、迪化街一帶實施,規範招牌視覺這 個看似景觀針灸術的做法,是否能成為台北城市美學獲得救贖的一帖良藥?

專精於觀察文化與社會變遷的資深媒體人詹偉雄表示,對於北市府施政所欲實踐的都市美學,和藝文界人士所談的美學是否為同一件事感到高度的懷 疑。他攤手緩緩的說:「我們先來搞清楚何謂『美』吧」,他以康德(Immanuel Kant)對美的詮釋展開訪談,「美是無法透過概念來把握的,那是內在一種激動的狀態,我們稱為美的悸動。」康德為何會在18到19世紀相交的年代談美, 因當時都市化與工業文明造成人民財富的積累,也開始對文化產物與休憩有了需求,而後的藝術史歷經浪漫主義、象徵主義到印象派的線性流變,「藝術家從過去僅 再現美好事物的外在,轉變成慢慢透過事物再現自己的心靈狀態,物件存在的理由愈來愈模糊,在印象派是一個明顯的交接點,這個轉折後,藝術成為處理美的悸動 和審美經驗。」人開始具有感受情感的能力,這才形成審美概念的出現,「那些在內在湧動無以名狀的狀態,便是美的誕生,然而台北市目前在談的城市美學、景 觀,是在處理這個內在的悸動嗎?看來顯然不是。」

台灣的「醜」歷史,從眾是美的社會的「罪」

在他看來台灣這個集體化的社會,追求所謂的「美」一直是個虛假的議題,「那些以美為名的事物,都是社會要求你從眾的價值標準,所以我們的美 常都是不美的事物。」然而台灣的「醜」是有歷史的,2008年他曾在《聯合報》以〈製造業台灣:一部「醜」的精神史〉闡述台灣製造業的歷史即是「醜之台 灣」的內在根源,環繞著工廠這一集體性組織而形成的生產過程中,工作者必須泯除自己對工作的主導權,工廠為了達到最高效率,必須不帶感情地把人當成機器一 樣看待,人們在這樣的生活下裝填著心理壓抑與創傷,也追尋著高快感的抒發宣洩氣口,因此各式恣意的擺布、過量的消費、炫耀物質最粗淺的象徵符號、或透過對 物質不問意義的放肆支配等心態,構成台灣城市景觀直到今日如幽魂般,無法散去的醜鄙。

京都鴨川沿岸的小酒館次序的招牌。(攝影/李盈靜)

反觀日本都市景觀則具有一種嚴謹的秩序,可以在安藤忠雄(Tadao Ando)的清水模、隈研吾(Kengo Kuma)的木構等,看到一種非常乾淨、現代主義的特質,現代主義的視覺元素是愈來愈講究抽象化,呈現一種簡單但非常有力量的美感,並注重作品詮釋的留 白,讓觀者能有從各自經驗去詮釋與感受的可能,而這樣的審美是日本民眾所接受的。回看台灣所有的都會景觀、視覺建設、公共藝術都非常具象化,「台灣人不會 去選擇自己看不懂的東西,非常欠缺抽象審美的能力。」

因此他總認為台灣要談「美」是一個虛假的命題,「我們更應該問台灣社會裡的個人是否擁有美感悸動的能力?」台灣公部門每次設置與視覺有關的 建設,僅在意人民看不看得懂,是否會引起爭議,所以最後留在公共場所的視覺常就是一個媚俗、安全、去抽象化的選擇。「在台灣所謂的美其實就是社會喜好,沒 有經過康德所談的美,那樣個人身心的悸動,台灣的美是加入所處社群的價值判斷,這還原到18、19世紀是追求美的人最討厭的對象,他們稱為媚俗,跟大家一 樣或是大家都同意,這是美的社會的『罪』,和美的定義是相悖的。」

人民面對視覺或藝術沒有審美悸動,僅是加入大眾審美的行列,對於眼前的事物無法描述也無話可說,因為審美經驗幾乎不存在台灣民眾的生活中,「因此當 政治人物談美的時候,他們都是在談一個特定、俗豔的符號共識。我們僅要思考看到許多城市的市徽、公共建築,我們的靈魂有被清洗嗎?」

公共景觀系統如何趨近美

於詹偉雄的闡述,台灣無「美」的癥結是社會缺乏讓真實審美的體驗發生,然而當柯文哲宣布未來將規畫以國定古蹟北門周邊做為都市景觀、招牌的 示範點,做為台北景觀規畫參照的日本,早於2003年便公布了「國家環境營造政策大綱」(美しい国づくり政策大綱),在日本各個城市都各自設有詳細的廣告 招牌規範,招牌也一直是都市景觀營造計畫的重點項目。如在招牌規範上極為嚴格的京都,對於招牌的橫幅、廣告旗幟的大小、色彩等都有嚴格的規範和罰鍰條例, 許多跨國企業即便有公司Logo識別的標準色,為了在京都開設據點在招牌與店面設計上,都不得不做些微調,也一定程度造成京都景觀上的協調感,景觀、環境 規範是否能成為建立都市美學最基礎的可能?

若從日前台北文創記憶中心的展覽切入談城市景觀,展覽一部分以字形演變的角度來審視台灣的招牌文化,如1950年鉛字印刷盛行的年代,招牌都有專門 的師傅手工製作,從造型、字形、材料都有專門設計;然在電腦字形普及後,看板的製作時程變得非常快速,文字風景也逐漸均質化取代了招牌師傅各自較勁,眾聲 喧嘩的看板年代也逐步淡去,展覽中也放置了台北延平北路招牌的演變,從過去手工感強烈的招牌,逐漸變成單一化的電腦字形招牌,這些過去凌亂的手工招牌是否 也是台北市遺忘的美學?

詹偉雄則以為「死亡都會帶來美學悸動,過去的手工師傅的肉身死亡了,他們的印記也跟著死亡,這件事情到現在也許會在個人的心中產生美感悸 動,但在那個仍是集體化的時代,他們仍是在製造從眾和媚俗的商品,如何處理不能更動的事物,合乎情意的安排才是美學的處理,並非古老師傅的手工就是美。」

表示美絕對無法僅用標準化的東西去框架而達到,這些景觀或視覺體系的規範是關乎效率、管理,而非關於美的悸動,「都市的公共設計通常不會有太美的成 分,都會注重效率與功能性,很多設計工作室設計最好的案例很少會是大眾的識別系統。」那麼,公共景觀系統僅有棄「美」的選項嗎?

訪談提到設計師馮宇在農曆春節過後,為高鐵車票重新設計的車票,他重新為車票資訊做出合理的「配置」,這的確為大眾識別系統的需求提供出清 晰的參照,「馮宇的車票不是在示範更漂亮,而是至少更好用,是在示範公共需求的機能性,也是在示範現代主義信仰這件事,是能夠減少壓力的功能性,是創造符 合人需求感性的理性。」也許要在標準化規範下達到美,是一件永遠難以企及的妄念,然而如何使這些散落在城市外在的視覺有更體貼人性、舒緩資訊閱讀壓力的思 考,的確可成為未來都市視覺系統規範可參照的方向。

細緻的都市料理架構下產生的審美

料理一直是個動詞。


詹偉雄以1992年為出版《迫力的東京》採訪東京的設計師、政府官員等經驗為例,其中有一篇訪談在採訪多摩新市鎮,當時的東京是經濟實力最強的時 候,但是東京的都市規畫趕不上都會的擴張,市容有些雜亂不堪,因此日本政府嘗試在東京周邊做一些新鎮如多摩新市鎮,把一些美好的生活與都市規畫導進生活區 域。新市鎮人車分道,充滿綠帶和公園,遊樂設施甚至設有真空管,能直接將垃圾集中吸到垃圾場。這些相當現代、新穎、具規範的生活設置,在詹偉雄看來卻意外 的呆板,也體現了他認為構成城市美學的始終不是如何詳盡的規範,而是在其中生活的人所體現的生活方式,「美是對事物極盡細微的思索,對於事物的材料、來 歷、不同人們使用事物的關係,去體會那個情意而做出某種安排。」

他認為決定城市美學的高低並非單靠少數人,或某些廣告、景觀管理規範建立就可以達到的,「城市能產生美學的吸引力,反而重點是這座城市的住 民,經歷了某個時代之後他們共同呈現出的質感,沒有居民會刻意想像在一個大城市的景觀中擔任某個角色,他們僅是在此居住,追求理想的生活,但這些生活的集 合最終成為某個城市特定魅力象徵的符號,成為這個城市的意象。」

為何柯文哲會覺得東京美,而台北不美?這的確是一句乍聽不會錯的發言,然而東京到底有何具體的特質,使她能比台北更美?詹偉雄表示當下的東京的確愈 來愈好看,「各種東西混雜在一起,但都有一種細緻、照料過的痕跡,這些破舊、老的房子,用很細的心思保留昔日生活的痕跡,但又可以被現代的生活所利用。」 而日本環境乾淨的特色,更是因日本人隨手丟棄不要的東西,內在便會有罪惡感,造成內心世界的不完整,並非像台灣可能要以高額的罰款民眾才可能自律。

他另舉日本的浴室為例,日本民宅可能家中的木地板是直接連接浴室的,不需要特別鋪設磁磚,使用者便會講究乾淨,台灣的浴室卻常要假設使用者 會汙染環境的狀態來做設計,這在民情和對環境的照料上便有很大的差異。「東京很美,是他們都在料理各種困難:經濟效應、都市法規、時代變遷、鄰里關係,一 個城市處理治理的架構是很細心的,當用心的部分夠有力量的話,也會讓這個城市產生審美悸動。」

不只Not to die而是Living well

面對媚俗與從眾仍是審美主流的台灣,針對台灣人缺乏審美的能力的原因,詹偉雄評估台灣是高度集體化的社會,大部分台灣人並非過著自我選擇的 生活,而是在過社會期許的生活,甚至缺乏料理空白時間的能力。他以進入咖啡館時間的使用上,觀察台灣人與歐美人士的差異,後者似乎比台灣人更能享受獨處與 空白,台灣人面對時間經常是恐懼,甚至無法自己度過那個時間,一定要呼群引伴、社交,也因台灣缺乏個體化的傳統,集體化的社會是難以看懂抽象事物的,因為 抽象化是要在個體化的社會透過很多反思才能被創造。「不一樣的人是怎麼樣來的,你要在生活中去區別喜愛與厭惡的,在喜愛的事物中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去發展, 最終你的一生是可以被朋友訴說、可以寫成一個有趣的故事,在即將彌留的那刻,都覺得有點過癮!美這件事,是這樣重要的角色,無法體會美重要的人,是否都浪 費去體會生命中無窮盡、各式各樣美好經驗的機會?」

對於現況,詹偉雄也期許更具有文化穿透力的人來擔任政治人物,「文化可以在很理性、僵化的經濟議題之外找到破格的道路,因為文化永遠在處理超越性,政治人 物不該只是把垂死的人救活(Not to Die),而是要讓活者的人活得更美好(Living well),Living well是靠文化。」對於網路世代的興起他認為也將對台灣的審美造成劇變,更以高中時期大學落榜的同學以腳踏車環島的行動表達懺悔為例,如今環島早已不是 一項懲罰,「這個觀念的改變就是社會變遷的證明,年輕一代目前努力尋覓審美悸動的生命歷程,就是在台灣的絕望中仍能看到的一點希望之光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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